的萌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1979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允许个体经济发展。
1979在家门口摆摊叫卖小商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接到了一个通知——可以申请领个营业执照。她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了“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这个消息无疑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1980年12月，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随着品牌打响，年广久的生意越做越大，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
1980年，现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刚刚15岁，他一边上学，一边做起了卖米的小生意。当别的米厂老板都挖空心思，想从稻谷中打出更多的米，他却宁可少打几斤，在追求质量和口碑上下工夫。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开始从全国许多地方陆续传来。虽然人们固有的观念还难以接受“个体户”这样的新职业，那时候的个体户还常常被人们看不起，大家推崇的是国有企业的铁饭碗，然而，中国民营经济的星星之火毕竟已经点燃。
在思想解放和政策引领之下，中国民营经济的点点星火，在转瞬间就形成了燎原之势。此后，全国开始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个体户现象”。卖服装的、开饭馆的、修理自行车的……民营经济的萌芽终于破土而出。
公开数据显示，到1981年底，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就已经发展到了185万户，从业人员227万人，比1980年的从业人员翻了一番多。
与此相呼应的是民间创业高潮的出现。以“中国民营经济之都”温州为例，在温州柳市，1979年到1981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先富起来的能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包括五金、螺丝、目录、线圈、矿灯、电器、翻砂和旧货在内的“八大王”。
到了1982年，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超过了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大约30万的商品经销员遍布于全国各地。
那时候的温州，个体和私营经济已经红红火火，外出打工或者经营小生意是许多年轻人的选择。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让他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多了一条出路。
当时人们信奉掌握一门手艺便可以安身立命。1982年，王振滔就是以一个“小木匠”的身份，开始在大城市武汉走街串巷，靠自己的手工活养活自己和家人。然而，居无定所、食无守时的日子并不轻松。
后来，他在湖北遇到了许多推销电器、服装和皮鞋的温州老乡，这些人做商品推销的收入比自己辛辛苦苦做木工要多了几倍。既然别人能干，自己为什么不能干呢？1985年，王振滔开始加入推销皮鞋的行列，并且很快就以自己的聪慧和勤奋在周遭的圈子内小有名气。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与鞋结下了终身解不开的缘分。
然而，民营经济发展之艰难，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一边是实践领域的不断突破、创新与挑战，一边是理论和观念领域一刻都未曾停止的争论与激辩。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一旦小部分人突然间真的先富了起来，过上了貌似“资本家”般的生活，人们传统观念上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很快，各种质疑的声音开始传来。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与此同时，私营经济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作为民营经济发源地的温州，自然不能幸免。“八大王”一下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这就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著名的“八大王事件”。
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案件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
1983年，年广久的“傻子瓜子”由小作坊发展到了雇工100多人的“大工厂”。当时社会上正存在着“雇工7人以上即为剥削”的争论。很快，“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1983年芜湖市工商局没收了他的全部“非法所得”。
年幼的民营经济才刚刚开始发育，便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此后一段时间内，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步伐明显放慢下来。人们的胆子小了，步子也放不开了。尤其是作为急先锋的温州一带，一时间，工厂关门、商店收摊，人人自危。“八大王事件”后的整整两年多里，当地的民营经济都没能再恢复之前的生机与活力。
直到1984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指出，“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对经济上的问题，主要采用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办法解决；对思想上的问题，主要用正面教育的办法解决，都不可简单从事。”
“八大王”最终得到平反。年广久也得到了发展的新机会。1984年7月，他成立了公私联营的“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公司规模最大时有500多工人。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附发的评论首次提出了轰动全国的“温州模式”。
数据显示，到1986年，温州全市已有农村家庭工业作坊、工场近11万家，从业人员30余万人，并且初步形成了苍南县再生纺织、金乡镇证件卡片、平阳县塑料编织袋、乐清县低压电器等一批产值从几千万元到上亿元不等的家庭工业集群。而刚刚20岁出头的王振滔，当时在武汉的皮鞋销售生意也正做得春风得意。
然而，民营经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瓶颈。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才刚刚走出短缺经济时期，人民群众对商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在商业利益诱惑下，制假造假、牟取短期利益的风气在全国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温州就是其中之一。很快，温州商品质量差、假冒伪劣产品多的名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开。
以温州鞋为例，1987年前，温州大大小小的制鞋作坊数不胜数。随着市场越来越大，很多利欲熏心的作坊开始偷工减料，用人造革冒充真皮。更有甚者，用硬纸板代替支撑皮鞋的“骨架”和鞋底。很快，“星期鞋”成了温州鞋的代名词，全国各地的商家纷纷挂出“本店不售温州鞋”的安民告示。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
1987年8月8日，武汉武林广场一把火将5000余双温州“星期鞋”付之一炬。此后，围剿“温州鞋”的暴风骤雨席卷全国。
这对于正在从事温州皮鞋销售的王振滔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他刚从老家温州批发来的皮鞋被工商人员不由分说查封，造成了整整20万元的损失。
一时间，温州造鞋厂纷纷关门歇业，许多从事鞋业生意的人也陆续选择转行。不仅是鞋，温州许多产品都因出现质量问题，成为打击的对象。
然而，熊熊大火却激起了王振滔不服输的性格：“温州人如果连鞋子都做不好，还能干什么？”于是，他决定回老家自己做鞋。1988年，他用东拼西凑的3万元创办了永嘉奥林皮鞋厂，也就是今天奥康集团的前身。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艰难发展的民营经济才终于获得了一个合法的地位。1988年6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至此，在1956年完成私营经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32年之后，私营经济才重新合法存在和发展起来。
不过，合法了，却不等于就能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洪文想起刚才肖大军几人对先富起来的忧虑，对阶级成分划分长久影响的恐惧，不得不说，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需要更多的鼓动。
而这个鼓动，洪文知道，还要等一年半的时间，要等到1992年的春天，那个著名的，影响了全世界的“南巡讲话”。
但是，就是差这一年半呀，改怎么办呢？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一把手，带领农民致富是最根本的目的和任务，也是最重要的政绩，不管是对上对下，只要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无论是名声还是仕途的提拔，相信都不是问题。
洪文知道，现在乡里的国有企业整合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短期内是难以得到根本改善的，除非冒着风险再次提出股份制改革——而这，吃了一次亏的洪文暂时是不敢想的。
而且，乡里的国有企业经营只是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让政府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对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来说，它的作用还是民营经济来的直接，没有那么有影响力的。
试想，当农民们看到身边昨天还是跟自己一样在土里刨食的邻居突然通过经营厂子变成了“万元户”，那是一种怎么的震撼和带头作用！而国有企业在这一点上，即使洪文很兴奋的告诉土狗子村的村民，今年乡里国企创造利润1000万，乡财政增加了50，那对农民来说，也只是一组模糊的数字，一个嘴皮子的工夫——干卿何事？
在这个农民思想还很顽固落后的时代，改革农民的思想，打破他们思想中固有的枷锁和顾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他们身边树立起一个个榜样，让他们跟从——哪怕是盲从，也总比无视的漠然来的好！
是的，农民是纯朴的，也是短视的而直接的，这种短视和直接就会直接带来另外一种弊端：盲从！如果看到肖大军等人的鞭炮厂成功赚钱了，那么土狗子村的村民肯定一拥而上，家家户户都会搞这个——那么，这时候，就必然要政府出面，进行适当的引导和规范了——而这，却是经济发展中的第二步
洪文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抬头看看蓝天白云，心里一片激荡，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今后的工作重心了——那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第140章 民营经济之思索[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