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妨碍了科举的公正性。
大唐科举允许“公荐”和“通榜”，即允许人们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应进士科的考生可以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长卷，投献给达官显贵或文坛名人以求得他们赏识，以提高自身知名度和及第机会。
这就是应试考生的“投卷”。
参加科举的考生为了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并由他们向知贡举官推荐，纷纷向他们呈送行卷。
这些行卷一般皆为考生平日里最得意的诗文作品。
为了加深达官显贵、文坛大师对于行卷的印象，考生往往在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拜谒、呈送新作。特别是在临近考试，考生们更要向举主探听虚实，了解举主向主考官交代的情况。
除京官有荐举人才的责任外，地方府、都督府和州、郡的军政长官以及长吏、司马都有举荐的任务。
朝廷派往各地方的特使，如安抚使、按察使、采访使都负有荐举制科人才的使命。
通过地方官员的荐举，中央朝廷得以选拔录用更多人才。
大唐科举考试中实行的投卷、荐举制度是为了克服“以一试定去留”的局限而提出的，因此在刚实行之初，它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效。
考试与荐举相结合，使得社会上出生于各阶层的才学之士被广泛地吸收到政府机构中来，同时限制了公卿大臣子弟的入仕道路，使得许多高官子弟不以门荫入仕，而是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正途的出身。
科举中投行卷的做法在客观上促进了大唐文学的发展。
大唐崇尚诗赋的社会风气促进大唐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进士行卷对于文学创作起到重要作用。
投卷、荐举制度的推行时间一长，便出现了许多问题。
进士科的考试不仅依据试卷成绩，往往还要考察举子平日的诗文水平和社会声誉。
这些做法掺杂太多“人”的因素，易受“不正之风”的影响。
士子们为了登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唏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
除了一心苦读，士子们还需巴结权贵，以博得青睐，进而获取科第。
官宦子弟则往往占尽先机，因有其父兄亲友及各种官场关系为其攀联请托，行卷时便易于受重视，更容易科场及第。
正因为此，以致于出现“错认颜标”的笑话。
考试与自荐、推荐相结合，虽然在一定程度推动唐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克服科举“以一试定去留”的局限，但实行时间一长，走后门现象、依靠权势求科举的做法大行其道。这样便使得科举的推荐成为“私荐”，丧失了科举选拔人才的公正性。
金秋十月的时候，贞观年间的第一场科举便开始了。
一连三天的考试，实在是乏善可陈。
冯智戴也参加了，他自觉考的还不错。
南山书院，遣学生十人，也参加了贞观第一科举。
这其中，就包括王玄策、狄仁杰，两个娃娃。
他们没有去投行卷，因为不需要。
很简单的考试，但是许多人也在看笑话。
因为南山书院的学生，最大的也不过十六岁而已。
十六岁，要是考中了，在隋唐两朝，都算是天才了。
更何况最小的狄仁杰，也不过六岁而已。
六岁的孩子，开什么玩笑呢？
不过当考完试的时候，负责阅卷的官员们坐蜡了。
这是贞观改元的第一次科举，可谓是举国关注。
所以，李世民特意点了礼部尚书豆卢宽作为主考官。
当豆卢宽看着一模一样的试卷，除了墨义、经帖有细微的差别外，几乎一般无二。
而且准确率百分之百，墨义、经帖也颇为出色。
豆卢宽很为难，这要不是作弊，只能说明南山书院的学生们，实在是太逆天。
第一三三章 贞观第一科举[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