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还有距离。曾德昭在明代杭州居住了十年左右（1620年到1630年），对西湖的描写完全出于亲眼目睹，非道听途说夸大其辞者可比。
明代的西湖能清澈到这样一个程度，环境卫生的水平，至少不比现代差。
另外卫匡国的《鞑靼战纪》里有对明代绍兴的描绘，他称绍兴为“全中国最美的一个城”：
“这个城的幅员不及其他许多城，但整洁和秀丽为诸城之冠，它四周清流环绕，乘船游河可饱览它的秀丽景色。城内街道整齐宽大，两侧铺设白方石，一条可航行的运河穿越城中，河岸有相通的铺设；市场、桥梁及牌楼也有同样的白方石组成（我没有在中国别的地方看见这样的东西）。总而言之，我没有发现中国有比它更整洁的城。”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对绍兴的描述：
“这个城镇尽管不是省城，始终算是该省的重要中心之一。它以商业贸易也以坐落在一湾清水湖中一座岛上的独特位置而闻名，在这方面它使人想起威尼斯。它也以学者辈出，并且是大批知识阶层的荟萃之所而负有盛名”
现代的绍兴鲁迅一条街，出于旅游需要，基本保留了清末的风貌。前面那条停泊着乌篷船的河流，河面浑浊，还漂浮一些垃圾。
明代的绍兴城，则是全中国最整洁，最美的一个城，居然“四周清流环绕”，“一湾清水湖”。当然卫匡国说“没有发现中国有比它更整洁的城”，也是因为他游历不遍，见闻所限的结果。
垃圾、粪便处理问题
如被明朝政府抓来的葡萄牙囚犯盖略特?伯来拉就说：
“这儿出售马桶里的粪便，尽管不缺牲口粪，在全中国人粪都是上好商品。使用肥料的农民从每条街收购这种肮脏的货物，买去施用于植物和树木。这种作法对保持城市清洁很有好处。”
传教士曾德昭则说：
“他们的镀金家具和装饰，及妇女的珠宝，因需求和新奇，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但这些物品并不仅从一个港口输出，而是经由许多港口输出，经常有大宗交易。国家虽然如此富有，人民勤劳，谋生的手段和方法很多，但他们仍不放弃任何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东西;贵重物品虽然充裕，他们仍利用牛骨、猪毛，及扔到街上的破布。”
另外罗马尼亚的尼·斯·米列斯库《中国漫记》里则说中国人：
“任何不屑一顾的废物，他们都不忍遗弃，一小块皮革、各种骨头、羽毛、畜毛，他们都象悭吝人似地着意收藏，(甚至)畜粪也要收集起来，然后巧妙加工，制成有用物品。”
尼·斯·米列斯库虽然是满清康熙年间作为沙俄使节出使到中国，但他的书里主要内容显然都是收集的明朝时期传教士见闻记载，他书中的中国主要是指明朝时期的中国，而不是满清！
他提到满清的称呼是“博格达人”，其说的中国人是明朝中国人而非满清，这从下面这一条记录就可以得到证明：
“博格达人仍按他们的习俗着蒙古服。中国人从不剪发，任其生长，梳成发髻盘在头顶，用一种发网束住。”。
其实该书中把中国人同博格达人严格区分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介绍中国各地情况，也都无一例外是介绍明朝而非满清时期的状况。
比如提到广西的时候，列举了明朝户籍中的人口数字后，说
“（广西）不久前同博格达人（指满清）打仗，该省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里推选的最后的一位中国皇帝(指南明朝一一译者)，把耶稣会士带到该省，直至今天这里仍有许多耶稣会士。这里有许多中等河流”。
由以上这些史料可以清楚的看到，明代中国在城市的粪便处理，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方面，其经济程度、环保程度是很高的。城市和农业互相补益，资源循环利用，实现生态最优化，既用经济杠杆保证了城市的清洁，又为农业提供了高质量的肥料。而且完全无需政府刻意组织，农民为了利润能自发完成这种清洁工作。这当然也和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粪便循环利用的经济价值更大有关。
在这里说点好玩的，明朝的下水道，粪便收集工作都是由锦衣卫管理的，没想到吧，你想想锦衣卫管的事，谁敢不好好做，但是没办法的事，后来明代的皇帝没有钱了，没钱发工资，谁给你干活。
城市使用的燃料问题
金尼阁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里就提到了明代城市的燃料，摘引一下：
“木头、芦苇和稻草等等用于烧炉火，还用一种和比利时的里奥蒂安斯主教区采掘出来的煤相似的东西，他们叫它做‘mui，凡是我们用煤的地方他们都用它，烧起来并不产生带臭味的烟。老天对北方人更宽厚一些，北方的这种煤藏很多，质量也好。人们把煤从地下采掘出来后，广泛运往全国各地，价钱很低，这表明煤很充足，即使最穷的人也可能用它来做饭和烧洗澡水”
在明代的中国，煤已经被开采出来，并广泛运往全国各地，“即使最穷的人也可能用它来做饭和烧洗澡水”。
第11章 医官发力，环境卫生[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