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为以后秦政权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秦汉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所有地主和有田的农民自报所占有土地的数额，规定每顷土地缴纳饲草3石，禾秆2石。如隐报土地，少缴或不缴租税，要受到惩处。乡佐已向农民征收田租而不上报，也以隐匿田亩论处。除田赋外，秦王朝还征收包括户赋和口赋在内的人头税；并征用大批劳动力,如服役于郡县的“更卒”,服役于中都官的“正卒”，以及屯戍边境的戍卒。人民赋税徭役负担沉重。
汉朝初期的赋税承袭秦制。但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减低了田赋的税率,先规定十五税一,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除田赋外，还另有“算赋”、“口赋”、“更赋”等人头税。算赋开始于汉高祖刘邦四年(前203)、民15岁至56岁每人均出算赋钱,120钱为一算，贾人及奴婢加倍,出二算。惠帝六年（前189）减轻税赋三分之一。口赋是未成丁的人口税。汉武帝在位期间(前140～前87)用兵,国库匮乏,令民3岁至14岁,出口赋每人23钱。汉代规定民20岁开始服徭役，到55岁免除，不服役的可一个月出钱二千，谓之更赋。此外，汉代还有户赋，它是在封君食邑区内对民户征收的一种税，每户二百钱，供封君列侯享用，不直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
这一时期主要税收是田赋和人头税，另有名目繁多的工商和山木产品杂税。属于财产税性质的有对商人手中积存的现金与货物征收“算缗钱”，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算车船”；属于消费税性质的有对马牛羊等牲畜征收牲畜税，盐、铁、酒税（或专卖）等；属于流转税性质的有货物通过税即关税和对市肆商品营业额征收市租。
秦汉时期建立了较完备的税收法制和管理制度。秦代的成文法典称《秦律》，其中有关财政税收的法律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徭律》等。对征税的对象、品目、税率、纳税人、处罚等都有明确规定。汉代在秦律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完备。汉武帝时任用张汤、赵禹等人制定的律令就有359章，对执法犯法官吏的制裁也更加严厉。自秦以后,国家财政收支与皇室收支开始分开管理,分设管理机构。秦代主管中央财政的官吏是治粟内史，负责收取山海池泽的税以供皇室之用的是少府。汉代主管中央财政的官吏为大司农。大司农之下设若干分管收入、储存、调度等工作的职事官。由少府掌管山林、园囿、江湖、海产等征税事务以专供皇室生活之用。
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田赋制度的特点是由政府将因长期战乱造成的无主荒地分配给流民耕种（曹魏行屯田，两晋行占田，北魏行均田）。在此基础上实行田赋制度的改革，废除秦汉以来的田租、口赋制度、推行田租、户调制。户调起源于东汉末期，指按民户所进行的征纳。曹魏正式颁布法令，实行计亩而税、计户而征的赋税制。每亩纳粟四升，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晋武帝于咸宁六年(280)颁布《占田令》,规定丁男（16～60岁）按50亩缴田租，丁女按20亩缴田租，如户主为次丁男（13～15岁,61～65岁）按25亩缴租,为次丁女的免租。每亩租八升。户调丁男作户主的，每年缴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或次丁男作户主的，户调折半缴纳。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规定15岁以上男子授种植谷物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男子每人授种植树木的桑田20亩。产麻地方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亩。次年颁布征收租调法令，规定一夫一妇年缴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负担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额。
这一时期对盐、铁一般实行由国家专营专卖。对酒一般实行课税，有的也设官专卖。市税分为对行商征收的入市税和对坐商征收的店铺税。对交易行为征收佐税，分为对数额大、立有文据的买卖奴婢、牛马、田宅的输佐和价值小、交易不立文据的散佐两种。对富户家赀满50万贯及僧尼满20万贯者征收赀税。此外还有口钱和通行税等。
这一时期的税收管理制度，将中央主管税收的大司农职权缩小,仅为收粟之官,设度支尚书全面掌管财政税收工作。地方由州、县官负责授田征税。北魏建立“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由三长负责清查户籍、征收租调和徭役。
隋唐隋朝和唐朝初都颁布均田令及租调法。如唐高祖武德七年(624)颁布的新均田令，规定丁男（21岁）和18岁以上的中男，各授田100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永不归还），80亩为口分田。同时颁布《租庸调法》，规定受田丁男应缴纳的田租、调赋和应服的徭役（见租庸调）。实现“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这一赋税制度，对唐王朝的兴盛及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以后，由于户口流亡，土地兼并，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遂改行两税，实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见两税法)。这是中国田赋税制史上一项重要的改革，使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人头税向土地财产税转变。并将各种租税加以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征收手续。
这一时期对食盐、酒、茶有时课税，有时免税，有时专卖。唐朝刘晏改革盐制，实行专卖与征税兼用的办法。武宗会昌六年(846)还实行课酒曲,以严密酒榷。唐代后期除恢复征收矿税、关市之税外，还开征以房屋为征课对象的间架税和对交易所得与公私支付钱物征税的除陌钱。隋代管理中央财政税收的机关为支部，唐代为户部。唐代还于刑部下设比部，负责对全国财政收入的审核与监督。隋唐在地方州县设仓曹司户参军掌管公廨、度量、仓库、租赋征收事项。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里，里正负责查校户口，办理赋税征收，是最基层的征税人员。唐代后期,将地方所征收的赋税划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归地方留用,一部分根据中央命令解交诸道节度使,其余部分直接解交京师，这即是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制度。
宋元宋代田制分为民田与官田两类，仍沿用两税法，一般按每亩年纳一斗，江南等地每亩年纳三斗。两税之外,复有丁钱与徭役,还有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税，主要的有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等等。宋中叶，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倾家破产，流离失所，迫使统治集团进行改革。王安石变法与赋税制度有关的法令有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见方田均税）。但由于豪强反对未能实行。元代赋税，在北方有“税粮”与“科差”两种。税粮又有丁税和地税之别，丁多地少的纳丁税，地多丁少的纳地税。科差又分为“丝科”和“包银”两种。在南方沿用南宋税制，实行“税从地出”，秋税征粮，夏税征木绵、布绢、丝绢等物。”
“爷爷，父亲，听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我就光听大孙你介绍的所有制，和历朝历代怎么收税的，标儿你呢？”
“父亲我和您一样。”朱标感觉自己在听课，但是不一样的是这节课是自己的儿子讲的，但是里面的含义却深刻至极。
朱雄英摇了摇头，表示对面前的爷爷和父亲无奈了。
“父亲，您一直接受的教育都是儒家，那您一定知道大同社会吧？能不能给我和爷爷说说？”
“大同社会是我儒家的最高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为历代儒客推崇。在大同社会中，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更是地方人的地方。
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这里的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官举与民举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后儒却混淆了两者的界线，甚至有意改民举为官举。
大同社会的特征：
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的是每个人都能推己及人，把奉养父母、抚育儿女的心意扩大到其他人身上，使全社会亲如一家。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意思是对各种年龄段的人群都要做出合适的安排。又特别提到，对“矜、寡、孤、独、废疾者”这五种人要实行生活保障，更充分地体现了全社会的关爱。
人人都能安居乐业。“有分”，就是有稳定的职业，能安心地工作；“有归”，就是男女婚配及时，有和乐的家庭。古代男耕女织，妇女在家也要从事蚕桑，这样才能丰衣足食。以上两个方面主要是就物质生活说的。”对朱标来说这种典型的儒家学说他信手拈来。
“那您觉得我刚才说的，那种制度可以实现大同社会，爷爷您也说说看。”
“公有制”朱元璋和朱标异口同声。
“说得对，那为什么这么多朝代都不实行呢？因为它会威胁到很多人的利益，早些年的世家，然后是地主，最后就是现在的官绅了。”
朱标听完对自己学的儒家有了质疑，可以实现为什么不实现，是因为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吗？朱标很不解。
“标儿，儒家只是帝王用来统治的工具罢了，你要看清楚他的本质，不要认为儒家学说都是对的，不然战国时期也不会有百家争鸣了。”
朱标恍然大悟，对啊，只是在汉朝因为董仲舒的建议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学说只是因为它可以更好的统治国家。
第18章 土地问题[2/2页]